一份舆情周报近千元，一个地方舆情论坛登陆账号可卖到十多万元，十天的舆情课程学费八万元，一份打包的舆情服务要价超过百万元，舆情监控软件的市场规模保守估计超过十亿元……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舆论监督方式和水平不断进步，舆情市场也渐趋红火。
央视网（记者王甲铸 报道）一份舆情周报近千元，一个地方舆情论坛登陆账号可卖到十多万元，十天的舆情课程学费八万元，一份打包的舆情服务要价超过百万元，舆情监控软件的市场规模保守估计超过十亿元……
那么，谁为这一切买单？答案是地方党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这个巨大的利益空间在过去五年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围绕散布在网络上的各种舆情信息，软件开发公司、媒体、高校及研究单位均纷纷参与进来，抢得一杯羹。
实际上，那些在网络上发布信息的普通网民才是舆情市场的原始生产者，没有他们就没有这笔庞大的生意。但分食这块“蛋糕”的人群中并没有他们。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分析称：“舆情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真正解决网民诉求、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才是舆情工作的根本。”这或许才是网民，这个巨大利益空间的原始生产者，得到的切实收益。
2011年6月，郭美玲（图右）以“郭美美Baby”之名，在微博上自爆“我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并发布豪车、名包等实物照片，引起全社会对红十字会的拷问。
产生根源：“大事件”来袭
网民数量的突飞猛进是我国舆情产业在过去10年得到迅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13年12月初，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贤良在中国记协举办的第42期新闻茶座上透露：“中国网民数量达到6.04亿。”而仅仅在半年前，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中提到，“截至2013年6月底，这一数字为5.91亿。”
另一个客观条件是，我国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由于利益冲突和矛盾多元化，曝光于网络的舆情事件越来越多。“山西黑砖窑事件”被认为是中国舆情产业的起步事件，此后随着微博的兴起，“红会郭美美事件”、“山西地震谣言事件”、“南京天价烟事件”等各种舆情集中爆发，这些负面信息都曾被以几何级数迅速转发扩散。此时，处于舆论漩涡中的当事方回应不当和不及时又往往形成第二波舆情……这样的“剧情”在过去五年曾频繁上演。
疲于应对之际，部门官员被问责落马，一些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公信力一降再降。以“郭美美事件”为例，中国红十字会至今未能让其应有的正面形象得到恢复。
陕西某地级市宣传部工作人员马成向央视网记者分析称：“互联网的传播特性，加上庞大的网民数量，使得一个热点事件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舆情风暴。这个风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挟持’媒体，‘绑架’民意，形成舆论上的‘软权力’……而个别网民情绪化、宣泄式的言论在其中推波助澜，更是直接放大事件本身。”
舆情服务因此而生。
实际上，早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曾提出：“建立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但直到过去五年，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才开始公开招标，增加对舆情工作的投入。
近日，上海交大官方网站资料显示，其相关舆情培训课程收费高达近8万元。
市场调查：“钱”景诱人
党政机关（含企事业单位）、媒体、高校科研机构、软件开发公司等是构成我国目前舆情产业的几大主体。简而言之，党政机关作为最主要的客户，他们向软件公司购买监控软件，自己监控、自己分析；或者向机构购买舆情研判报告；又或者干脆都打包让第三方机构来负责。同时，媒体和教育科研机构提供舆情研究成果，通过发布报告、举办论坛、培训班等形式存在于产业链中。
目前，没有人能够说清这个行业到底有多大市场容量，但可以肯定的是，数额绝对惊人。
2013年9月5日，作为人社部授权的唯一培训机构，人民网与人社部联合启动“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计划”。据人民网上的培训通知，5天的培训费用总计9800元。
上海交通大学是国内诸多开展舆情研究的高校之一，2013年9月底，该校“危机管理与媒体应对”培训班公开报名，课程对象分为三类，分别是：大中型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公关、媒介、品牌、客服总监；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各单位新闻发言人。这份需要历时5个月但实际上课时间只有10天的的课程，合计报名费用高达每人79800元，“交通、食宿费用自理，游学费用另计”。
除上述业态之外，监控软件销售也是产业链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仅央视网记者在西部某省份调查了解，市县一级党政部门有约半数已购买了舆情监控软件，购买价格一般在10-20万元之间，有的甚至更高。
不难计算，仅监控软件一块，其在国内的市场规模保守估计也已超过10个亿，而包括分析研判及应对服务的舆情软服务的要价一般都高于单纯的软件售价，其市场规模也远远超过数十亿元。
2013年8月25日，“网络大V”薛蛮子因涉嫌嫖娼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服务效果：不符合实际
“重金”市场环境中，在各专业机构的技术与智力的双重支持之下，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对他们的舆情工作效果是否满意？答案并不确定。
“就我们单位目前系统的建设来讲，主要用于涉及我们地区主要网站、论坛、以及对一些‘大V’有关博文的监测。相对而言，这有效弥补了人工监控的不足。”马成介绍说。该市购买的监控系统主要是通过搜索一些敏感词和关键词，及时预警监控网站、论坛中出现的舆情，基本能够客观反映出舆情的来源、蔓延态势、和当前的关注度，“我个人认为，本质上对减少潜在危机的作用是有的，但还是属于简单的统计和罗列，不能完全替代人工分析研判。”
在西安某新区外宣办，一位工作人员则将这种监控软件比喻为“升级版的百度”，因为自己可以添加关键字“只有进入百度搜索，监控软件才能监控得到。”
而陕西县级外宣办工作人员郭亮则直言：“市场上的各种舆情服务有一定好处，但对基层作用效果不大。原因是各地情况不同，很多研判机构的报告并不符合当地实际。一些公司的舆情分析师要确保对当地的工作有足够的了解，并实时跟踪事件处理情况，才有可能做出客观、详实，并且提出符合当地实际的对策建议，这也是舆情分析的难度所在。”
2013年9月5日，作为人社部授权的唯一培训机构，人民网与人社部联合启动“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计划”。
未来发展：回归根本
舆情工作不是简单的删帖、应对和挽回，在央视网记者采访中，很多党政宣传部门对此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
有一种声音认为，出现舆情危机，根本在于某些政府部门工作失职或不到位，而舆情服务只是帮助党政部门进行应对和补救，挽回声誉，并不能从本质上减少潜在的危机。真正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才是化解舆情的关键，更不能只希望第一时间删除信息，而要针对事情理性应对，告知公众真相，才能避免以谣传谣。
马成也认为，通过舆情监测，领导干部获取舆论的准确动向，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舆情反映的是基层和群众的声音，政府通过舆情可以了解到公众对工作的建议和意见，这已经深刻影响党的执政方式，对政府各项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制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用正确的方式宣传解释，更要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减少和消除‘灰色地带’，增进干群之间的信任度，消除误解，减少网络舆情。还有就是用正确的态度面对网络舆情，做到‘好话坏话都能听得进去’，不能将其单纯地视为是‘寻衅滋事’。从部门内部多查找主观原因，敢于‘亮家丑’，敢于自我批评，思考宣传是否到位，解释是否详细，是否影响了群众的合法利益等……”马成表示，这才是舆情工作的根本。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马成、郭亮等为化名）
中国公众新闻摘编：亓淦玉 |
